“两类青年群体具有关联性私募股票，大学生若长期脱离学校、就业市场及社会关系网络，就可能从‘战略性休学’转向‘休息青年’高危群体。”
按照韩国官方定义，“休息青年”属于非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一类——他们既不就业，也不积极求职，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“休息状态”。正是这样，他们一般不纳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中。
“与其说‘优绩主义’已经崩塌，不如说它的‘回报机制’正在弱化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 陈相成
责任编辑 姚忆江
“间隔年”（Gap Year）即将结束，25岁的韩国大学生朴善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”。
2026年8月下旬，随着韩国各大高校的暑假接近尾声，许多大学生面临着新学期的规划：是否申请休学。
“我是为了把更多时间倾注于创业。”2025年9月，朴善宇在首尔完成大二上学期的学业后，选择休学回到家乡釜山。其间，他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经营鞋服生意，同时也为高考及复读生提供家教辅导。
这主要源于韩国大企业热衷于招聘“有经验的新人”，使得越来越多大学生暂时离开校园，以“战略性休学”这一方式，完成积攒实习经历、备考相关证书等过程。
正处于“奥德赛时期”（介于20至35岁的人生过渡阶段）的年轻人们，也在作出类似决定。
2025年6月，因跨国婚姻来到韩国的朝鲜族女孩林然，决定先适应一段时间。“整体来说，这边没有太强烈的年龄焦虑，30岁似乎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休息11个月后，她重新回到职场，将自己的求职经历分享到互联网。
“目前来看，依然没有匹配我的岗位。”仁川青年金振焕表示，热门岗位竞争不减，相较于前几年，大企业倾向于招募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人才。在供需错位的影响下，他选择继续待业观望。
韩国官方通常将15至29岁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未就业、未求职，处于“休息”状态的青年统计为“休息青年”。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《2026年7月就业动向》显示，该群体规模为36.7万人。
“这不是个小数字。若采用韩国社会更常讨论的‘2030世代’（20至39岁）口径，‘休息青年’规模则达到65.1万人。这意味着，平均每20名二三十岁韩国青年中，就约有1人处于既没有工作且未积极求职的状态。”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陈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另外，据韩媒估算，由于学龄人口持续减少，2025年韩国大学招生名额总体缩减，但同期“战略性休学”的大学生人数已逼近44.5万。
超百万韩国青年，正试图从激烈的同侪竞争中抽身。
对此，陈晨表示：“两类青年群体具有关联性，大学生若长期脱离学校、就业市场及社会关系网络，就可能从‘战略性休学’转向‘休息青年’高危群体。”
当地时间2026年8月12日，韩国首尔，某大学就业支援中心张贴了各种资讯海报。图/视觉中国
“战略性休学”
暂时离开校园，朴善宇并非心血来潮。
“我在大学主修经济与金融专业，有创业的念头很久了。”接触到中国某网购平台后，他决定向学校提出休学，把精力投入到跨境电商领域。
一日的忙碌始于清晨。朴善宇每天都会来到小工作室，处理各项订单与流程。利用空闲时间，剪辑Vlog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。傍晚，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往学生家中，为他们辅导高考课程。
他说，“趁着年轻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”。在韩国各大高校，休学已形成一套规范制度。
南方周末记者在京畿道某高校教务主页上注意到，该校将在校期间的休假类型分为一般休假、因病休假、育儿休假等类型。其中，“一般休假”即通常所说的休学，学生需在春季（3月）或秋季（9月）开学后的一个月内按规定提出申请。
“以我所在大学为例，每次休学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，可申请的总期限为三年。”朴善宇观察，大学生休学在同龄人中较为常见，身边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至少超过五成。
不过，每个人的休学理由都不太一样。
在中国广州完成本科学业后，首尔青年任成彬于一年前回到家乡服兵役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同批战友中不乏韩国本土或海外归来的休学大学生，这一群体占比约七成。他笑称，“在他们面前，我已经算是高龄士兵了”。
在韩国义务兵役制下，男性青年须将服役期纳入学业与就业的长期规划中。任成彬坦言，韩国有不少企业或政府部门将“役毕”作为入职的门槛之一，“感觉不能再拖了。我今年24岁，服役时长一年半，退伍后得立即投入到求职中”。
创业、服役、旅行、打工，甚至是单纯地赋闲在家，均是大学生休学后的去向。
陈晨表示，这一现象之所以被称为“战略性休学”，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多还是花在升学、就业等事项。2025年官方数据显示，韩国青年在校或休学期间有过职场体验的比例为43%。某种程度而言，休学是补充履历、积累经验的一种策略。
“与上一代人相比，韩国青年对人生路径的理解正在发生转变，越来越多人希望在步入职场前，为自己争取一段暂停及探索的时期。”陈晨说。
在上海某高校攻读法学专业的汪雪，曾被各种压力所困扰。为寻求新的可能，她决定前往釜山大学语学院学习韩语，并体验换宿与打工并行的生活。“当我告诉别人，自己是通过休学的方式来到韩国，他们既不表现惊讶，也不追问是否遭遇困境。”
过去，繁重学业、他人评价以及社交媒体信息，让她感到情绪负载。她时常思考，这样的日子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也对未来的发展规划感到迷茫。
“来到釜山后，我在学习和生活间找到一种有序的节奏。”汪雪表示，新结识的朋友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，尽管价值观念与文化背景各有不同，但置身于共同的环境之中，在许多议题上能够彼此理解、产生共鸣。
在语学院课堂上，汪雪介绍她眼中的韩国城市。受访者供图
融入当地同龄人的圈层后，她发现，大家普遍会专门腾出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或提升自己。即便没有休学，同学们也会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——薪资基本可以覆盖房租、餐食等日常开销，而比收入更珍贵的，是从行业实践中积累的求职经验。
“东亚青年有不少共性，习惯给自己施压，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。”回顾这一年，汪雪拿到了奖学金，也考取了TOPIK（韩语能力考试）五级证书。但最令她难忘的，还是这一路遇见的人和事，激励她比以前更加地笃定。
职场“大龄新人”
对于金振焕来说，Gap（即个体主动暂停学业或工作，进入一段间歇期）则是一次从主动选择到被动裹挟的复杂心境。
大三下学期，为叩开心仪行业的大门，他跨专业来到一家线上教育平台实习。“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挑战，因为工作内容与我的专业方向无关。”
受新冠疫情影响，韩国的互联网教育产业在彼时迎来热潮。金振焕判断，这是一次转换赛道的契机。
为此，他几乎搁置校园里的学习内容，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寻找对口实习、提升讲课能力等事务。因为能力突出、经验丰富，毕业不久后便拿到高于同龄人平均水准的薪资，并打算在此领域长期深耕。
但很快，行业暴露出“虚假繁荣”的一面。
“教培机构一时间遍地开花，这催生了监管部门对办学资质、资金运作等问题的整顿，导致大量机构裁员或关停。”他回忆。
为求“自救”，金振焕又跳槽到AI教科书行业。言及此处，他无奈说道：“红利期仅仅维持了数月而已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，2024年11月，韩国教育部曾宣布批准数十本AI教科书，覆盖从小学到高中的多个年级。但因争议不断，AI教科书很快从“官方教科书”降级为“教学参考资料”。
“在那之后，我离开了教育行业。若想回到原专业领域就业，我又得重新积累相关履历。”目前，金振焕待业已近两年。面对家人和朋友的关切，心中总是五味杂陈。
按照韩国官方定义，“休息青年”属于非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一类——他们既不就业，也不积极求职，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处于“休息状态”。正是这样，他们一般不纳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中。
韩国青年政策研究所（NYPI）高级研究员金基勋（Ki-hun Kim）长期关注“休息青年”问题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一群体的数量在近年总体增加，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变化。
“首先，受学历门槛、技能错配、薪酬差距等因素影响，迫使青年拉长求职准备期；其次，企业如今更青睐招聘有工作经验的人才。这导致许多人毕业后无法顺利过渡，陷入了暂时的待业状态。”金基勋说。
为了与韩籍配偶长期生活，林然决定从中国东北地区来到韩国工作和生活。“一方面，外籍人士在韩求职的要求比本国公民更高。另一方面，我渴望一段完整时间，去适应生活节奏和筹备个人婚礼。”因此，她主动延长了在当地的求职准备期。
为期11个月的休息，林然坦言，即便有充足时间陪伴家人，但内心仍保持着随时重返职场的“准在职”心态。再次进入就业市场后，她面试了半导体、IT等领域的五家公司。
应聘过程中，面试官没有过问其Gap经历，更多聚焦于专业素养和岗位匹配。最终，她收获了一份心仪offer。
“来到公司后，我发现40岁、50岁以上的员工还挺多。”她观察，韩国职场普遍存在“大龄新人”，30岁似乎只是职业生涯的起点。而在20至30岁的年龄段，大多数人将时间花在求学、备考、实习等“前置程序”。
这被视作是一场竞争残酷的“军备竞赛”。韩国深度经济周刊（The Scoop）描述，“即便只是在申请材料中增加一项技能证书，求职者认为也能够提高被录用的概率”。过去，这场竞赛的门槛可能只是三到四个证书，如今没有“六件套”甚至是“八件套”加持，以及相对应的实习经验，谁也不敢说有十拿九稳的底气。
多位受访者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韩国职场普遍看重“初职背景”，即第一份工作所进入的企业，往往成为此后跳槽或求职的核心参照。一旦起点“不够好”，个人能力再强，也难以撕去这层隐形的身份烙印。
正因如此，许多年轻人宁愿耗费数年去备考大企业，也不愿屈就于普通企业，使得他们真正步入社会的时间被延缓。
韩国职业能力研究院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，2009年至2024年间，20至24岁年轻人的就业比例从45%降至31%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25至29岁群体的就业比例从65%升至74%，30至34岁群体也从69%攀升至82%。
《禁止雇佣年龄歧视法》则明确规定，企业不得在招聘公告里设置年龄上限。但无法忽略的是，由于长期处于竞争高压之下，部分年轻人的心气被反复消磨，逐渐滑向“休息青年”边缘。
“这种推销自己、等待审判的过程，经历多少次都习惯不了。”一场面试结束后，林然在社交媒体上如是分享。身处异国，虽然职场上的年龄焦虑有所缓解，但仍避免不了来自同侪和前辈的多重竞争压力。
状态难以转换
在心理学领域，适应障碍指的是个体在经历明显的生活或环境变化后，表现出的焦虑、失眠甚至是抑郁等不适反应。
朴善宇认为，身边同龄人亦面临着类似困境，“相较于申请休学，重新复学似乎是更为困难的过程”。由于高校无法把控休学期间的具体去向，部分学生休学后仅选择居家休息。即便参与打工、创业、游学或社会实践，复学时仍需一段状态转换期。
休学期间，除了创业实践，朴善宇还为高考生提供上门辅导。受访者供图
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顺利回归休学前的校园生活。
南方周末记者在韩国主流互联网社区检索发现，不少在读学生发帖求助，讨论复学后“如何融入新集体”“新旧课程衔接”“怎样恢复学习状态”等现实困境。对此，部分韩国高校已针对性地开设适应复学的心理咨询服务。
2024年2月，为应对医生短缺问题，韩国政府宣布将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，这直接导致逾万名医学生集体申请休学，占医学生总数的61.1%。“这波医疗系统的休学潮，是担忧扩招落地之后，可能在未来造成一定程度的收入缩水。”业内人士指出。
经过各方谈判及协调，申请休学的医学生在次年陆续回到校园，但却一度面临原有教材体系迭代、校方缺少衔接课程、学生滋生厌学情绪等挑战，正常教学秩序遭受冲击。
“休学对大学生而言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可以成为积累实习经验、考取资格证书、提升语言能力、探索职业方向的窗口期。另一方面如果长期脱离学校、就业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，就可能从‘战略性休学’转向‘休息青年’高危群体。”陈晨表示。
数年前刚从部队退役时，金振焕内心曾感到十分挣扎。
“近两年的服役期，使我比同届同学少了行业实习经历。进入新班级后，又经历着很长的磨合期，这也是当时转向教育行业的重要原因。”
他感慨，自己是一个容易对环境产生依赖的人。对于男生而言，大学校园流动性强，入学同学往往不会是毕业同学。而在服役或实习的过程中，又需要不断对职业生涯作出调整。
回过头看，这些消耗了大量的个人精力和时间成本。
为了维系对工作的感知状态，他接下来打算到便利店、咖啡馆、旅行社等地进行兼职。“一旦完全停下来，仿佛又要被拽回慵懒环境的磁场中。”金振焕说。
针对18至34岁、处于“求职中断”状态的青年，韩国雇佣劳动部推行“青年挑战支援项目”，内容包括自信恢复、职业探索、就业能力强化等。陈晨指出，该项目不是简单催促青年马上就业，而是先帮助他们恢复求职意愿和社会参与能力。
“不过，现有政策在早期识别上存在短板，青年往往在长期未就业，甚至陷入‘休息’或‘孤立’状态后，才被政府支撑体系发现。”陈晨说，相关政策正尝试转向“如何更早识别、如何连续支持、如何防止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”。
据韩国央行就业分析团队调查，青年进入“休息状态”的时间越长，其求职意愿和实际就业率均呈下降趋势。调查结果还指出，“休息时间”若不断延长，将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“尼特族（NEET）”。
“尼特族”是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概念，特指16至34岁不升学、不就业、不接受培训的青年，强调处于“无教育、无就业、无培训”的三无状态，脱离社会程度严重。
相较于“尼特族”，“休息青年”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，处于就业与未就业的过渡状态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韩国高等教育完成率达到70.6%，连续第17年位居OECD成员国之首。
这使得大学学历不再是优势，逐渐降格为求职的一项基本门槛。
“‘休息青年’更多是与长期竞争、就业错配和心理耗竭有关。许多年轻人并非缺乏工作能力，而是难以接受预期之外的职业轨道，或长期准备后仍难以获得稳定的岗位。”陈晨认为，这实质上是对“教育—就业”竞争体系的一种暂时性退出。
“优绩主义”神话不再
“韩国大企业倾向于招聘有实习经历或项目经验的‘新人’。”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学历背景、考试成绩、资质证书等“优绩主义”标尺，是求职者成功应聘的关键筹码。如今，多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在优质岗位稀缺的当下，完全信奉“优绩主义”已难以换取对等的求职反馈。
雇主不仅仅看重简历的光鲜程度，更聚焦于求职者的工作能力，以及未来能否创造实质性价值。
首尔某场招聘会现场，求职者手持一份反复修改的个人简历。图/视觉中国
“实践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”在跨境电商创业过程中，朴善宇需要先从韩国供货渠道寻找商品，再拿到中国平台上进行竞价销售。但具有可观利润的商品并不容易找到。
此外，平台对商品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，若存在瑕疵或质量问题，往往会被直接退回，后续处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他苦笑称：“创业跌跌撞撞，太多细节需要亲自核对，而这些经验是课堂内学不到的。”
在中国求学多年后回到韩国，任成彬表示，自己并不担忧海外学历在本土的认可度，“感觉文凭受重视的程度大概只有30%”。他认为，相较于个人学历背景，雅思、托业等社会化考试的成绩，以及与岗位匹配的行业实习经历，才是韩国大企业更为看重的要素。
金基勋指出，韩国就业市场的选拔逻辑正经历转型。过去，规模化招聘高度依赖笔试、能力测试与性格评估等标准化流程。近年来，供需发生变化，公务员岗位大幅缩减，大企业面向应届生的招聘数量逐渐收紧。
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（FKI）曾针对销售额排名前500的大企业，开展2025年下半年大学毕业生新员工招聘计划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每10家受访企业中就有6家表示，尚未制定今年下半年的应届毕业生招聘计划，或是完全没有招聘打算。
“优质岗位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在职人员，以获取实际的工作回报。因此，部分青年宁愿继续进行求职准备，也不愿向吸引力较低的选择妥协。”金基勋说。
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《2026年7月就业动向》显示，15至29岁青年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9.1万人。另外，青年就业率为44.2%，同比下降1.6个百分点，连续27个月走低。
“与其说‘优绩主义’已经崩塌，不如说它的‘回报机制’正在弱化。”陈晨认为，过去韩国社会普遍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努力、成绩和能力获得相应回报，但这一联系正在明显变弱：高学历不再必然带来稳定就业，叠加房价上涨、就业分化与代际财富差距扩大等问题，进一步削弱“努力—回报”的关联性。许多青年意识到，仅靠个人努力已难以实现阶层跃升。
“N抛世代”是近年来在韩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的概念。从最初放弃恋爱、结婚和生育的“三抛”，逐渐演变为连买房、就业、梦想、人际关系也一并放弃的“N抛”。这反映出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，年青一代不得不搁置更多的人生追求。
金基勋分析，过去20年间，尽管韩国的青年人口数量下降，但“休息青年”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。这一趋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，远超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影响。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挑战。
“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日益普遍，青年的经济独立性也在不断减弱。”他指出，越来越多青年未能脱离父母独立生活，推迟结婚或终身不婚的人数持续攀升。这些趋势不仅可能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，从长远来看，将对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。
任成彬目前在部队服役。作为同期中的“高龄士兵”，他比战友们普遍年长二至四岁，年龄上的差异，使他在服役期间更多思考如何提升未来的就业技能，而战友们则在为退伍后重返校园的复学问题而困扰。
“在韩国，很多人都考虑过或经历着Gap，只是各自的规划不尽相同。当然，Gap之后的生活仍然具有不确定性，因此常常也会伴随着焦虑情绪。”任成彬认为，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是明确接下来要做什么，并且尽自己所能去达成目标。
• 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朴善宇、汪雪、林然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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