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棣是个什么样的皇帝？五个字就能概括——霸道又勤快。他在位的二十二年，大明王朝像一个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，每一刻都在高速运转什么叫做加杠杆炒股，而他就是那个拧发条的人，至死都没松手。
1424年夏天，朱棣已经六十多岁，身体明显不如从前，可他还是跑到了漠北。
这已经是他第五次亲征。七月，大军班师，走到榆木川一带时，朱棣病重去世。一个皇帝，最后没有倒在寝宫里，而是死在北征回师途中，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他的性格。
他这一辈子，似乎最怕的不是辛苦，而是事情停下来。
登基以后，朱棣面对的局面并不轻松。靖难之役刚结束，朝廷需要重新稳定，北方边防又不能放松。换成一般守成皇帝，可能先缓几年，可朱棣偏偏反着来。1403年，他把北平升为北京，随后不断加强北京的行政和军事地位。
这不是随手改个名字。
朱棣年轻时长期镇守北平，对北方形势比许多南京官员更熟。他很清楚，大明真正让他睡不安稳的地方，在北边。蒙古各部仍然活跃，如果皇帝和中央机构长期远在南京，调兵、运粮、处置边情都会多一层距离。
于是，一个极大胆的计划逐渐成形：把国家政治中心往北挪。
1406年前后，北京宫殿营建全面铺开。修宫城不是盖几座房子那么简单，木料、石材、砖瓦、粮食、工匠，全都要从不同地区调集。大量珍贵木材从西南和湖广等地采运，石料来自北京周边，砖瓦则有不少从江南烧制后北运。
真正费劲的是运输。
那时没有现代机械，一根大木料从深山运出来，可能要经过砍伐、拖运、水运、转陆运好几道程序。工程一开，后面的漕运、道路、仓储都得一起跟上。朱棣相当于不是单独修一座皇宫，而是在重新调整大明朝的资源流向。
1420年，北京宫殿基本建成。第二年，朝廷正式以北京为京师。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北京的政治地位真正稳定下来。后来明清两代都以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，朱棣当年的这个决定，影响远远超过永乐一朝。
可奇怪的是，他一边忙着往北迁，一边又把目光投向了海上。
1405年，郑和率领大型船队第一次下西洋。此后在朱棣在位期间，郑和先后六次出航，航线一路延伸到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、阿拉伯半岛附近以及非洲东海岸部分地区。
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，不只是船大、人多。
真正难的是组织。
几万人长期在海上行动，要准备淡水、粮食、药材、修船材料，还要安排翻译、航海人员、军士和礼仪人员。船队每到一处，还涉及贸易、外交、补给和安全。没有稳定的财政和行政体系，这种远航很难连续进行。
朱棣愿意持续投入，说明他想要的不是一次热闹，而是让大明主动进入印度洋贸易和外交网络。
海上忙，宫城忙，书房里也没闲着。
永乐初年，朱棣命人搜集整理古代典籍。最初规模还不够大，他并不满意，于是扩大编纂队伍，重新搜罗图书。到1408年，《永乐大典》基本完成。
这部书有两万多卷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宗教、文学等大量门类。编纂方式也很有特点，不是重新写一本书，而是尽量把原书的重要内容按照韵目分类保存下来。
今天回过头看，这个办法特别有价值。
因为后世不少古籍已经失传，一些内容反而在《永乐大典》的残卷和辑佚成果中保留下来。朱棣本人未必能预料几百年后的情况，但这场文化工程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巨大的资料库。
问题是，一个皇帝同时干这么多事情，钱从哪里来，人从哪里来？
答案很直接：靠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不断运转。
永乐年间，大运河的重要性越来越高。北京人口增加，驻军增加，官员增加，粮食需求跟着猛涨。南方粮食必须持续向北输送，所以运河、漕运、仓储都成了国家命脉。
这也能看出朱棣做事的方式。
他不是只看到“我要迁都”，然后把宫殿盖完就算了。他必须连带解决粮食怎么来、军队怎么养、道路怎么走、官员怎么办公。一个决定后面，往往拖着一串工程。
可真正让朱棣上瘾的，似乎还是骑马打仗。
1409年，明军北征遭遇严重失利，主将丘福战败身亡。第二年，朱棣索性亲自出征。
1410年第一次亲征以后，1414年他再次北上。到了晚年，北征频率反而更高，1422年、1423年、1424年连续三次出塞。
一个六十岁上下的皇帝，接连多年带兵深入北方草原，这在明朝皇帝里很少见。
亲征当然不等于皇帝拿刀冲在最前面，真正重要的是他把最高决策中心直接带到了战场。军队怎么走，粮草怎么跟，什么时候追击，什么时候收兵，都要在复杂环境里迅速判断。
这就是朱棣最典型的一面：喜欢自己抓。
朝廷里的事情，他也不愿完全放手。
永乐年间，解缙、杨士奇、杨荣等文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，后来逐渐形成明代内阁制度的重要基础。朱棣需要这些人替他处理大量文书、提供意见，可最后拍板的人仍然是皇帝。
与此同时，他又强化锦衣卫的侦缉功能，并在1420年设立东厂。
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朱棣特色的局面：一边提高处理政务的效率，一边把监督和控制抓得更紧。官员能替皇帝办事，却很难真正摆脱皇权的目光。
朱棣的“霸道”什么叫做加杠杆炒股，也就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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